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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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马克思的资本观及其现实意义

2、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货币向资本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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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化了对资本的研究，提出了系列重要论断，展现了一种独到的资本观，为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独创性贡献，也为我们今天如何认识与运用资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资本 劳动 生产关系

在资本的研究上，马克思做出了独创性贡献，他从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出发，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事实和剥削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通过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系列文本，马克思阐发了自己关于资本研究的独到见解，为我们今天如何认识与运用资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一、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资本只能是生产关系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遍的经济现象，也是马克思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切入点。虽然商品的出现历史悠久，但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则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近视眼”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生产关系，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剥削制度的辩护，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示。与这些庸俗的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经济事实，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对资本的形成、资本的特性以及资本的运行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资本是作为预付金还是作为生产要素，它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资本的最初形式是货币，但货币不等于资本，货币要羽化为资本，必须有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本身的分离。对工人而言，这种分离的结果就是：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因此，“正是由于货币变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才有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资本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关系”[1]。此外，资本还拥有自身运动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运动逻辑，以货币为动机和目的的运动逻辑，以货币增值为内容的‘没有限度’和‘没有止境’的运动逻辑”[2]。资本的这种运动逻辑及其结果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幻相，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出卖劳动力，付出劳动而得到工资，资本家凭借资本获得利润，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获取地租，换句话说，利润伪装化为资本创造的，地租伪装化为土地创造的，只有工资是劳动创造的，于是，资本仅仅被看作是物，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创造性被掩盖，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现实也被掩盖，正是拘守于这些表面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做出了上述解释，不用说，他们是不可能触及资本本质的。而恰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深入的地方，马克思抓住雇佣劳动是价值增值的源泉这个根本性问题，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统一起来，深刻地洞见到“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3]、“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实基础，实现了在理论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平心而论，在资本的认识上，马克思不仅坚持把资本作为社会关系来看待，还进行了生动而又形象的阐释，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5]

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资本只能是生产关系的重要论断，对我们今天如何认识资本、运用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诚然，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也没有探讨未来社会中如何运用资本的问题，毋宁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运动所造成的异化现象与带来的尖锐矛盾，并对这些现象予以深刻的批判。在实践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基本上没有关涉到资本问题。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看，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把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与伟大创造。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着眼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讨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发挥商品生产积极作用的认识，到破除传统观念束缚，把资本看作是重要生产要素，看作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看作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到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到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各类资本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总是从生产关系的高度来深化对资本的认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既从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理论，又以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二、资本具有野蛮与文明的双重面孔

在如何看待资本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着眼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事实，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做出了科学的分析与客观的批判，揭示了资本所具有的野蛮与文明的双重面孔。

就资本的野蛮面孔来看，马克思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批判与揭示，有力回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其一，马克思揭露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与野蛮，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酷性。显然，从资本原始形成的前提中，我们就能够发现这种野蛮性，对于这一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着更为公开而直白的声讨，他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 其二，马克思认为资本无止境运动会导致种种异化现象。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在《资本论》的注释中，他引用了《评论家季刊》中的一段话来形象地说明资本的逐利趋向：“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 另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无止境运动使得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异化为金钱利益关系，不但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而且造成了人的生活意义和全部社会关系的异化，因而，必须把人从“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事业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未来社会建构的理想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三，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生产方式固有的限制。从逻辑上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别是随着资本积累、资本积聚以及资本集中的出现，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会引发自由竞争、导致生产的无序性，其最终的结果便是生产的过剩，经济危机的到来，社会问题的突显、社会矛盾的激化。然而，在分析资本运动的逻辑与趋势的基础上，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逐利追求，必然在资本自身上遭遇到界限，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四重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8] 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就越成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因此，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调和的。

就资本的文明面孔来说，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并不否认资本有着某些文明作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在于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实现了对“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9] 的超越，既克服了民族和地域的偏见与狭隘，又打破了守旧的生活方式、破除了自然神化现象。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具有对抗的形式，这犹如以往的剥削制度，但较之以往的剥削制度，资本的文明面在于：“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0] 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 在推动社会关系的发展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以金钱关系、现金交易和利己主义取代了以往的社会关系，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但毕竟斩断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与羁绊，把“人的依赖性”转变为“物的依赖性”，因而在促进人的发展上有着一定的历史贡献和进步意义；在推动各种要素的创造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孕育着新的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既促进了无产阶级间的革命联合，又掏空了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现实基础，从而为转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毋庸置疑，总体上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野蛮性占主导地位，资本的文明性只是有限的一面，但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本的文明性不加限制、任意拓展，甚至将其解读为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某种“辩护”，那就大错特错，不仅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原意，还丢失了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立场。

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入考察和分析，特别是关于资本所具有的野蛮和文明这双重面孔的看法，对我们在新时代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观点，首先，我们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科学制定政策。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看，它也属于市场经济，如此一来，就必然出现各种形态的资本，因此，我们不可能回避资本，相反，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政策来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显然，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肯定资本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能起到繁荣市场的作用，充分调动和激发各类资本的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弥补市场失灵，使资本的运用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不能偏离。其次，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立足当代视野，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诸多不同，还要看到作为资本在所有制度下所共有的属性或特征，尤其要清楚地看到，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中，资本都具有逐利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无止境的运动趋向。因此，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在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影响。近年来，一些领域中出现的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唯利是图的现象，就折射出了我们在资本运用上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为此，我们必须规范资本行为，做到扬长避短，绝不能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影响和扰乱我国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最后，我们要坚持法治思维，规范资本运行。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12]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要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推动资本有序发展，就必须增强法治理念与提高法治意识，运用好法治手段，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为此，我们既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平合理的制度保障，又要做好相应服务、进行有效监管，严把资本市场入口关，创新监管方式，加强日常运行监督，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依法打击和惩治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决不允许资本横冲直闯。

三、资本家是资本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平心而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一旦人们涉及资本问题，就不自觉地关联到了资本家，因此，如何看待资本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过程中，同时也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阐述了资本与资本家的关系。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资本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呢？稍加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有着许多相关论述，但有两处论述值得我们重视。第一处论述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13]；第二处论述是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声言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4] 综合起来看，一方面，马克思在探讨资本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与普通经济学家不同，后者既不懂得劳动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的分离，或者说，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资本的前提，又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藏的剥削秘密，更不懂得“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15]，而仅仅看到这个过程生产了物品，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些社会主义者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他们甚至宣称需要资本而不需要资本家，马克思则认为“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在经济范畴层面，把资本家看作是资本的人格化，相对应地，把地主看作是土地的人格化、把工人看作是雇佣劳动的人格化，不但以相当详实的资料来揭露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残酷现实、揭示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与现实处境，这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功与过，这与以拉萨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同，后者更多地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归罪于资本家和地主个人身上，对资本家进行辱骂，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同时，坦诚说道：“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6] 当然，这种不要求对剥削制度负责乃是限于正常的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范围之内，而并非替剥削制度进行辩护。

马克思对资本与资本家关系的分析与探讨，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如何看待价值创造、财富问题以及企业精神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我们要坚持劳动创造价值。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既肯定了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根本源泉与价值转化的重要手段，又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以及资本同雇佣劳动的本质关系，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学习与领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就是要做到崇尚劳动、实干兴邦。今天，我们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时代呼唤创新创造，更需要在全社会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让一切创造源泉涌现出来，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17]。第二，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在马克思那里，所谓的“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它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基础。然而，在对待财富上人们容易产生诸多误解，容易把财富（特别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作为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来看待，从而把人生的意义定格在物质追求上。要摒弃此类错误观念，就应当懂得“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18]，一切幸福美好的生活不是坐享其成的免费午餐，不会从天而降，只有靠踏实的劳动和创造，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财富。第三，我们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是资本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概念蕴含着资本家。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也使用资本，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同样，因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不同，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也绝非资本家。现实地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不仅存在着使用资本的现象，还拥有大量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他们对推动市场繁荣、增强企业创造力，乃至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党中央充分肯定企业家为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弘扬企业家精神，就是要鼓励企业家“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19]。

四、马克思资本观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在对资本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本观，从理论上看，这种资本观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有的内容。在新时代，无论是进行资本理论探讨，还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我们都必须重视马克思资本观的独到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其一，通过对“资本”这个资本主义主导力量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商品、货币、资本的相互关系以及运动中发现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和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指明了方向，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又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马克思以商品分析作为切入点，通过劳动二重性的研究，逐渐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列环节和诸多层面，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解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一把“解剖刀”，从而占据了理论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双重超越。

其二，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马克思为我们研究资本、运用资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对资本的考察与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不但坚持“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导向，而且坚持“经济学与哲学联姻”的方法，力图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综合起来，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此，无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我们都能敏锐地发现这三者的融会贯通。这就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对资本的规范和引导，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拥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视野，把马克思资本理论与新时代实际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向，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运用资本。

其三，马克思始终以批判态度来从事资本研究，彰显了一种自觉的理论批判精神。马克思有着敏锐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在分析经济社会现象时始终贯穿批判精神，尤其是在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批判上，使用了利科所倡导的“破除神秘”的诠释学方法，形成了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倘若我们与当代西方思潮关联起来，就会发现这种批判精神无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还是在当代文化学、伦理学以及生态学等领域所追求的资本逻辑批判中，都可以寻找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踪迹。

其四，从大视野看，由于“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0]，因而马克思对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成果，能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如何重新认识资本及其作用、如何更好运用资本这个重要生产要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就当下形势而言，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如何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如何充分用好资本这个重要生产要素等，都是一系列亟待解答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要成功解答它们，既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观中汲取智慧。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利科精神分析诠释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ZX03）的阶段性成果】

[1] 卫兴华：《马克思与〈资本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40页。

[2] 孙正聿：《马克思与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

[3][4][8][9][13][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第31~32页；第97页；第90页；第166~167页；第16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3页。

[6][7][14][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第871页；第10页；第1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2]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17][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第46页。

[19]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6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作者为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赵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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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订阅《理论视野》　　一、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奠基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奠基者。虽然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不是由马克思最先提出的，但是关于金融资本的一些基本理论，马克思已经有了系统的阐发，包括: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货币的本质和运动规律; 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规律; 在资本流通过程中说明了货币资本的循环与周转;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总过程中说明了生息资本、信用和虚拟资本的性质和作用; 在生产过剩的基础上说明了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等等。马克思的这些理论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更重要的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其要点有四:

第一，生产是金融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生产环节起支配作用。货币是商品货币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商品价值的实体是人类劳动。后来的货币虽然脱离了价值的实体从而虚拟化了，后来的金融体系虽然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无论其形态和功能多么复杂，在本质上仍然只是价值的符合，货币和金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能以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物品和创造的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为基础。

第二，资本是金融的核心。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资本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范畴的普照之光。因此，现代社会的金融体系是资本运动规律所支配的。有关资本运动的一切规律，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利润的平均化、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等，都成为了支配金融体系的内在因素。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结构和运动过程中，我们才可能准确把握现代金融体系的运动规律。

第三，金融资本是资本的纯粹形式。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能表现、最富有拜物教的表现形式。因为，在这里，资本表现为自我增殖的、自行创造的物，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已经看不到了。马克思指出: “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①

第四，金融资本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金融资本使这两方面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一方面，金融资本是一种虚拟资本，这种虚拟资本与实际的资本相比，具有极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发展“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 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②

恩格斯也是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金融理论作过深入的研究。在恩格斯晚年，金融市场有了进一步发展，恩格斯对此给予了很大关注。在1890 年致康•施密特的一封信中，恩格斯曾对生产与金融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虽然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金融贸易一旦同生产相分离，就有了自己的发展规律。当金融贸易发展到证券贸易后，金融就不仅受生产所支配，反过来也会对生产起支配作用。在证券市场中，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既要满足生产者的利益，又要满足股东的利益。因此，金融对生产的反作用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的危机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作用。③在致奥•倍倍尔的一封信中，恩格斯阐明了金融市场的性质: “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恩格斯还把交易所称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贵的成果、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无比的破坏因素、爆发革命的最强力的加速器等。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基础。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重大贡献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适应时代的变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

“金融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拉法格提出的，希法亭则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理论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其代表性成果就是《金融资本》一书。希法亭认为，研究金融资本必须从流通入手，先阐明货币问题，当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信用便产生了。希法亭认为，信用发展的结果是不仅把资本家阶级的所有准备资本而且也把非生产阶级的储蓄都提供给产业资本支配，这些资本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然而其所有权却属于银行，这样就产生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业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

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即归银行支配的和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⑤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在批判性地借鉴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列宁认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也具有以下缺点: ( 1) 关于货币的理论错误; ( 2) 忽视世界的瓜分; ( 3) 忽视金融资本与寄生性的关系; ( 4) 忽视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⑥列宁认为，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中的上述缺点，根源在于其方法论的错误，他的理论自始至终充斥着流通决定论的论调: 宣称纸币由于执行一种纯粹的社会职能即流通，其本身便具有价值; 错误地认为经济危机源于流通领域而无视其根源在生产领域的事实; 片面强调工业资本对银行的依赖，实际上将金融资本等同于银行资本; 虽然认识到了垄断的存在，但并没有把它纳入金融资本形成机制之中，更没有将垄断放在基础和首要的位置。⑦

与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看作主要是资本主义流通领域变化的结果不同，列宁从生产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的角度揭示了金融资本产生的基础，为“金融资本”概念赋予了科学含义，充分反映了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贡献。

1. 金融资本最深刻的基础: 垄断的产生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还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垄断还是一种并不明显的萌芽，随着生产集中的发展，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垄断已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的增加一方面造成大量的过剩资本，为银行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垄断组织对信用需求增长，要求银行规模相应扩大。因此，随着产业资本的集中，银行业也发生了集中，产生银行垄断资本。银行集中造成银行作用的根本改变: 几乎所有货币资本和大部分生产资料都处于银行的支配之下; 通过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银行可以利用信贷完全决定资本家的命运。银行的集中及其新作用的产生，使得产业资本只有掌握银行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工业资本向银行渗透，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逐渐融合在一起。“生产的集中; 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 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⑧ 因此，构成金融资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 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 银行的作用( 集中和社会化) ; 垄断资本( 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 。⑨ 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首要的、基础的因素，是生产领域中垄断的产生引起了资本流通形式和规模的变化，而不是相反。垄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列宁将该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所处阶段称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⑩列宁的这个论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生产首要性的思想。

2. 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统治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金融垄断资本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列宁指出: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11]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拥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即金融寡头，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不仅建立起经济上的绝对统治，而且还掌握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使国家机器完全服从于金融资本，将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去。金融资本在国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基本特征中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形成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领土，就是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在国外的表现: 资本输出标志着资本的对外剥削从在国外实现剩余价值发展为到国外生产剩余价值，是金融资本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 资本输出使得各国金融资本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如同国内竞争导致生产和资本集中并最终走向垄断一样，国际竞争使得不同国家的金融资本跨越国家界限而走向联合并形成国际性的垄断集团; 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则是为巩固经济上对世界的瓜分，从而加强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各国金融资本在国际间的结合形式多种多样，有国际卡特尔、国际辛迪加和国际托拉斯，当前的主要形式则是跨国公司。因此，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

3.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列宁深刻揭露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作为自行增殖的独立价值，产业资本必须经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从而使自身增殖。产业资本家必须先从市场上购买到劳动力商品和生产资料，才能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并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的价值，并再次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实现商品价值，从而获得剩余价值。而金融资本的循环形式为G - G'，金融资本家直接跳过了生产过程，从最初投入资本循环中的资本量到最后回到金融资本家手中的包含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增大了的资本量，给人一种“钱能生钱”的假象，利息、股息和分红等收入似乎就是资本本身结出的果实。实际上，利息、股息和分红等的本质是金融资本家将生产利润的能力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让渡给职能资本家，而自己单纯凭借对金融资本的所有权的控制获取一部分剩余价值。金融资本的出现意味着，资本的积累方式不再仅仅通过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转换来实现，资本的货币形式在资本的增殖和积累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因此具有了明显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首先，作为金融资本产生基础的垄断，必然以垄断价格及人为方式阻碍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和技术的停滞趋势; 其次，由于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加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就大大增长起来，而资本输出更使得食利者完全脱离生产，靠剥削海外殖民地的劳动为生; 最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还体现在政治上，食利者在经济上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在工人队伍中培养出一个特权阶层，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为机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4. 金融资本是一种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

与霍布森、希法亭等将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不同，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策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列宁第一次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提出，超越了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方法，把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有机体或体系，以世界整体的发展变化为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并在这种科学理论体系中阐述了金融资本所起的作用。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资本主义本质上与帝国主义是相互对立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个人都是理性的，而帝国主义行为不是理性行为，因此帝国主义并非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或生产关系引出。[12]而列宁的观点则是，如果不以经济方面的研究为基础，就根本无法说明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基础，金融资本在国内经济和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以金融资本为工具，少数食利国家取得了国际垄断地位，将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列宁特别强调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3]

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中，布哈林将资本主义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个阶段。[14]帝国主义即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必然性决定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列宁充分肯定了这一结论，他在给布哈林写的序言中指出: “金融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特别流动灵活，特别错综复杂; 它特别不固定，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早已集中，于是几百个亿万富豪和百万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命运。”[15]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金融资本是推动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的力量。“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16]同时，金融资本还是国际垄断同盟推行殖民政策的有力工具，利用金融资本进行资本输出，金融寡头控制别国经济命脉、将巨额财富聚集在少数国家，少数食利国靠榨取殖民地人民的剩余价值而存活，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7]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他的金融资本理论基础之上的。

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重大发展，它把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然，由于时代所限，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从现在来看也存在着一些不足。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经济活动仍以工业生产为主，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和商业等仅占很小比重; 金融业部门中，银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险业、证券业和养老基金等尚未发展。因此，列宁将金融资本定义为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的融合，而并未将产业部门中的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和金融业部门中的保险业与证券业等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此外，列宁在分析银行资本垄断的形成中所举的例子多为德国和法国银行的数据，并未预见到世界各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复杂性。

三、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的迅猛发展，金融资本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而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内部的金融业资本也相对于产业资本而日益膨胀; 金融垄断资本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球并走向国际化。结合这些新的变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深讨，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关于金融资本的概念

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形式可称为“现代金融资本”。现代金融资本概念包含两个层次: 一是借助资本所有权享有剩余索取权利益( 股息、利息、分红等收入) 的食利性资本，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国债、贷款、金融衍生工具等食利性金融资本，这个层次的金融资本是狭义的或纯粹的金融资本; 二是在生产与资本集中过程中这种食利性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以及金融资本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即列宁所分析的金融资本。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认为，金融资本概念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生息资本的流通过程，二是资产阶级中所形成的制度化了的权力集团。[18]让-克洛德•德罗奈( Jean-Claude Delaunay) 认为，由于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金融因素在资本增殖中逐渐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因此他称之为金融垄断资本。[19]吴大琨等在《金融资本论》中根据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分析了非金融业垄断和金融业垄断的新特点，即金融机构多样化和产业结构变化，指出金融资本概念需要拓宽: “现代金融资本是在战后生产和资本进一步垄断的基础上，以垄断性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业资本与垄断工业公司为主的企业资本的溶合或混合生长。金融业资本不仅包括垄断性商业银行资本，也包括垄断性保险公司，投资银行( 公司) 和其他垄断金融机构的资本; 企业资本不仅包括垄断性工业资本，也包括垄断性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商业等资本。”[20]

2. 关于金融资本的形成机制

A. B. 阿尼金认为，当代银行万能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银行大规模经办结算业务、放贷款业务、发行有价证券和实行参与制。但银行垄断组织和工业垄断组织之间的依附关系是相互的，工业垄断组织本身也拥有对已纳入本集团的银行和其他信贷金融机构的业务进行控制和施加影响的杠杆。[21]吴大琨等认为，垄断金融业资本与垄断产业资本融合的中心环节是股权结合，因为这是所有权的融合，股权关系是金融资本稳定性的基础，借贷关系和人事结合则是由股权关系衍生出的。[22]我们认为，企业内金融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主要通过几种方式:( 1) 由银行资本或其他金融业资本起家，利用金融机构万能垄断者的地位来控制产业资本，两者融合成长，发展成为金融垄断资本。( 2) 产业资本发展后设立金融机构，涉足金融业务。( 3) 产业资本流向金融业资本势力范围。一些产业垄断资本在新兴技术带动下，可以把大量资金流向与本部门密切相关的金融业资本势力范围，从而加强了与金融业资本的融合。( 4) 金融资本通过资本市场控制企业所有权。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等不仅是产业资本在资本市场融资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使得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业资本获得企业控股权，控制产业资本和企业所有权。[23]

3. 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20 世纪70 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即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化。金融资本则是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或者支配地位又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企业利润来源越来越以金融业资本为主，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都开始占据垄断地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和社会对资本逐利活动的各种限制被取消，金融资本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霸权为后盾，在国际范围内大肆扩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控制更为明显，不少学者将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变化称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4. 金融资本与金融危机

一些学者将金融资本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他们总结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触发动因、发生机制上具备的一些新特征，从金融资本的运动特点和作用等方面加以解释。陈享光、袁辉认为，国际金融资本得以快速扩张，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扩展和积累，不仅造成其国内资本运动的矛盾累积和经济失衡，而且造成世界范围内货币资本与实体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累积和失衡，造成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和收缩运动，最终引发金融危机。[24]何干强指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正是由于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推行私有化，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然后怂恿金融领域的过度放贷来弥补居民收入过低造成的市场需求不足，与此相联系，又放任金融资本家大搞投机性“金融创新”信贷，导致市场需求“泡沫”泛滥，进而表现为市场供求关系重大失衡而引起的。金融资本不等于单纯的货币资本，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并不是单独发生在货币和货币资本的流通领域的危机，而是与工商业危机结合在一起的、在金融信贷环节上表现出来的世界经济危机。[25]我们认为，资本的金融化和虚拟化使资本在金融资本这一形态上完全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并最充分地表现出其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 资本的金融化趋势改变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而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使金融资本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成为可能; 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可以发行大量美元，从世界各地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并大规模地对外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投资，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延伸至全球; 新自由主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广泛推行，为金融垄断资本在国际国内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上的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与金融化、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促进了国际金融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激化，最终导致了当前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26]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对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矛盾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科学认识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伴随着资本的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加深了: 劳动与资本对立更为加剧，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更为突出，金融资本对全球的统治更为明显，其寄生性和腐朽性也更加暴露。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当前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这场危机实质上是金融资本的危机，而金融资本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是更大的危机。因为，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纯粹、最充分和最高级的形式，它集中体现了资本的灵魂和奥妙，即摆脱

一切时间和空间、物质和精神、生产和流通的限制，用钱来生钱( 马克思讲的货币循环G - G') ，如果资本的最高级的形式走向衰落，那么资本主义的前途在哪里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24 卷第68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25 卷第496、499 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4 卷第700、719 页。

⑤［奥］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252、253 页。

⑥⑨《列宁全集》第2 版第54 卷第202、375 页。

⑦⑧⑩[11][13][16]《列宁全集》第2 版第27 卷第362、362、411、374、401、397 页。

[12]Joseph A. Schumpeter，“The Sociology of Imperialisms”，R. Swedberg ( ed. )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 141 -219.

[14]［俄］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89 页。

[15]列宁:《〈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Ⅲ页。

[17]《列宁选集》第3 版第2 卷第578 页。

[18]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19]李其庆:《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 年第1 期。

[20][22]吴大琨主编: 《金融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7、69 页。

[21]［俄］A. B. 阿尼金: 《列宁的金融资本学说和银行信贷体系的新现象》，载［俄］H. A. 查戈洛夫主编: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76—85 页。

[23][26]张宇、蔡万焕: 《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新阶段的特点》，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 年第4 期。

[24]陈享光、袁辉: 《金融资本的积累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 年第4 期。

[25]何干强:《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 年第9 期。

【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即表现在货币形态上。但是，货币本身并不就是资本，当作货币的货币和当作资本的货币，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只要我们把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种区别。

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是：商品一货币一商品(W一G一W)。商品生产者先是出卖自己的商品，取得货币，然后再以货币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资本流通的公式是：货币一商品一货币(G一W一G)。资本家用货币买进商品，然后再把商品卖出去，重新取得货币。在W一G一W和G一W一G这两个流通公式之间，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买和卖两个阶段的统一；在流通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同样有商品和货币互相对立着；而在每一个流通过程中，也都同样有三个当事人，即买者、卖者和又买又卖者。

这两个流通公式的区别在哪里呢？一望即知，它们在流通形式上是不相同的。简单商品流通是以卖(W一G)开始，以买(G一W)告终；而资本流通则是以买(G一W)开始，以卖（W一G)结束。在W一G一W的流通中，起点和终点都是商品，货币不过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在这里，商品所有者购买了他所需要的商品以后，他的货币是断然地支付出去了，除非他再次出卖，货币是不会重新回到他的手里来的。与此同时，他所购买的商品则退出了流通领域，进入消费领域。这样，流通过程便结束了。 但G一W一G的流通却不是这样。这一流通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而商品则起着流通的媒介作用。在这里，资本家为购买商品所支付的货币，仅仅是暂时垫付出去，通过商品的出卖，它还会重新回到他的手里来。并且，也只有这样，这个流通过程オ算结束。 然而，这两个流通公式的最重要的区别，还是在它们的内容上。

在W一G一W的流通中，商品所有者是为买而卖，他所以要出卖商品，是为了能够购买他所需要的另一种商品。例如，农民把自己生产的谷物换成货币，是为了购买锄头或布匹等等。因此，这种流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定的使用价值。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便构成了W一G一W这一流通的实际内容。可是，在G一W一G的流通中，资本家却是为卖而买，他起初垫付出去的是货币，而最后从流通中取回的也是货币。所以，这种流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货币，即交换价值本身。

由于任何货币在质上都是相同的，都只代表一定量的价值，因此，乍一看来G一W一G的流通似乎是不合理的，毫无意义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又要以货币来换取货币呢？假使他为购买商品垫付的是100元，而在出卖商品以后所取回的仍是100元，那当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过不要忘记，一个货币额同另一个货币额虽然没有质的差别，但可以有量的差别。资本家所以要把货币投入这种流通，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里存在着一个量的差别。他在购买(G一W)上垫付的是100元，而从出卖(W一G)上却可以得到——譬如说——110元，换句话说，经过一买一卖，他的货币额会增多起来，会发生价值的增殖。而这也就正是G一W一G区别于W一G一W的本质所在。 明白了这一层以后，我们就有必要把资本流通的公式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它不应当是G一W一G,而应当是G一W一G'。其中，G'=G+ △G,即等于原来垫付的货币额G加上一个增殖额△G。马克思把这个增殖额叫做剩余价值，并指出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由于资本流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货币，取得交换价值，因而便决定了这个运动是没有止境的。货币只有当它能够带来剩余价值时，它才能够成为资本；但也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它才能够不断增殖自已的价值。如果运动停止了，它就会立刻失去增殖的能力，丧失资本的特性，从而变成单纯的货币。

乍一看来，G一W一G'这一公式好象仅仅适用于商业资本的运动，因为商业资本正是以货币换取商品，然后再以商品换取更多的货币的。其实不是这样。这一公式对产业资本也是适用的。因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也是以货币购买商品为起点，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卖而获得更多的货币。虽然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以外，还有一个生产过程，但这并不会影响运动的形式。同样，这一公式也适用于生息资本。生息资本的公式是以货币换取更多的货币，即G一G'。但事实上，在G与G之间仍然是存在着产业资本的运动的，G一G不过是G一W一G'的简化而已。因此，G一W一G'这一公式，乃是资本的一般公式。

从形式上看，资本的一般公式是和商品交换的原则相矛盾的。因为，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交换的结果，只能使价值形式发生变化，而不能引起价值量的增减。但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资本家通过流通所取得的剩余价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够说明货币是怎样转化成资本的。

马克思写道：“无论我们怎样转弯抹角，结果还是一祥。如果是等价物互相交换，那不会有剩余价值发生；如果是不等价物互相交换，那也不会有剩余价值发生。流通或商品交换是不会创造价值的。”

资本的价值增殖不能发生在作为资本的货币本身。因为在流通过程中，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它只代表一个既定的和不变的价值量。同样，价值增殖也不能发生在这个公式的第二阶段，即商品的出卖上，因为这种行为，只能引起价值形态的变化，使价值从商品形态再度转化成货币形态，而不能使价值量发生变化。因此，价值增殖只能发生在第一阶段(G一W)资本家所购买的商品上。可是它又不能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价值上，因为资本家为购买商品必须支付它的等价。所以，价值增殖只能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发生在对所购商品的使用上。货币所有者必须在市场上买到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货币转化成为资本。 这种特殊商品是有的，他也果然买到了，这就是劳动力。从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明白，马克思所建立的关于劳动力商品的学说，乃是解决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关键。什么是劳动力呢？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体力和精神力的总和，它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体中，他的活的人体中。一个人在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总是要把它发动。”

从有人类那一天起，人就具有劳动能力。但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却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第一，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是法律上自由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把自已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卖。如果象奴隶或农奴那样没有人身自由，他是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卖的。同时，这种出卖还必须是按照一定的时间一次一次地出卖，如果是一次卖尽，那就是卖身为奴，是出卖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出卖身体中的劳动力。第二，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他除了把自已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之外，再无别的谋生之道。假如他还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那他就是一个小生产者，而不是雇佣劳动者。所以，马克思指出：“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所有者必须在商品市场上遇到自由的劳动者。这是二重意义上的自由。当作自由的人，他要能把本人的劳动力，当作本人所有的商品来处置。另一方面，又要他没有别种商品可以出卖，没有实现劳动力所必要的一切东西，对于这些东西，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条件，并不是任何时代都具有的，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存在。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奴隶和农奴虽然也丧失了生产资料，但由于他们的人身属于奴隶主和封建主所有，不具备“人身自由”的条件，因而他们的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或集体所有，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所以劳动力也不是商品。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上述两个根本条件，劳动力才成为商品，成了买卖的对象。

和其他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它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它在消费过程中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劳动力“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一在适当使用的时候—一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已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资本家通过对劳动力的使用，不但能收回他在购买这种商品时所支付的价值，而且还能够得到一定量的剩余价值。资本增殖的秘密就在于此。我们在理论上要费很大力量才能解决的问题，资本家在实践上却早已按照习惯处理了。他所以要购买劳动力，就是因为劳动力有这种特殊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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